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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一起被指事实不清的荒唐判决
发布时间:2018-6-12 11:04:49   作者:不详

文 / 文溪音 杨 剑

近一年来,浙江省乐清市居民朱军平夫妇及蔡修成夫妇突然掉进了一桩荒唐离奇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之中。该案经过一二审审理,但朱、蔡发现两审审理均不查明借据及借款交付等事实真相,故意歪曲事实。更让人不可置信的是,一审办案人员竟然伪造、篡改民事审判笔录,导致法院依此涉嫌枉法裁判的结果。

“这是严重而典型的执法违法行为。本案不但没有借款事实,而且涉嫌虚假诉讼,串通枉法裁判,我们绝对不服。”朱军平夫妇及蔡修成夫妇对媒体说。

合作:“借款”合意未成效

2013年8月20日,以梅可汉、王×为甲方,朱军平、蔡修成为乙方,签订了一份为人审批代建加盖楼层的《股份合作协议书》。

《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原住房楼是7层,追加至10层,加层面积约计2400平方米。甲方在签约之日起3个月内负责办妥有关可加层的各种报批手续,否则乙方有权退出合作。而乙方需在收到甲方的有关可加层的各种手续起6个月内,落实协调报批该楼加层审批手续,直至拿到相关准许建设的相关手续,否则甲方有权退出合作。关于办理审批中的相关费用问题,协议约定由甲方、乙方各自承担支付。

2013年10月26日,梅可汉、王×、朱军平、蔡修成4人召集在一起,起议为审批该项目筹备费用。甲方梅可汉自称其有个“梅×兰”的妹妹处有资金可以借用,为此梅可汉就让王×执笔起草写了一份“今借到梅×兰人民币50万元整,利息2分”的“借据”,借款人处先有梅可汉签字,然后又叫王×、朱军平、蔡修成3人签了字。

其实,甲方股东除了梅可汉、王×之外,还有一人为叶××。因写“借据”时叶××不在场,所以梅可汉打电话又将叶××叫了过来。叶××到场后一听说要让其在“借据”上签字,叶当即表示反对,叶称根据协议书约定这审批费用应有甲方、乙方各自承担支付,再说甲方也不需要借款,所以叶不同意大家这样共同联名借款而拒绝签字。最后导致这次的借款意向合意失败未成,大家不欢而散。

自此,该加层审批项目事宜也因此原因而终止,甲乙双方从未曾再予以商谈实施进行过。

变局:四年后的离奇诉讼

2017年7月的一天,朱军平、蔡修成二人突然接到了乐清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得知有个声称为“梅×兰”的人持有“借据”向法院起诉,要朱、蔡二人偿还“借款”。

经了解,当时梅可汉等4人想合意筹款的时间是在2013年10月。朱、蔡回忆称,当时合意共同借款遭反对后,大家不欢而散,但当时拟写的“借据”落在了梅可汉处而忘了没有及时撕了。时此审批项目合作因此停止后,梅可汉即生病住院了近2年,直至2016年初死亡,这两年多期间均未有人说及过所谓“借款”之事,包括梅可汉也均未向他们王×、朱军平、蔡修成三人提及过要什么“还款”的事,更未有所谓“梅×兰”这一人影出现。倒是刚开始有两次他们碰到梅可汉时问梅可汉那张“借据”是否销毁了没有,梅可汉一直回复称“借据”找不到了,他们便彻底忘了此事了。另外,在梅可汉死后一年多,这一“梅×兰”才突然冒出自居持据而向“借款人”诉要“借款”。

三四年间民间借贷债主与债务人为这所谓的“未还款”,素未曾接触谋面议事却是一奇。

“2017年4月的一天,王×突然打电话找我们,说有个叫梅×兰的女人拿了一张50万元的借据,想向我们要钱,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说不认识梅×兰,也没有什么借款的事。王×约我们到他办公室,一起与那个梅×兰当面解释清楚。后来我们去了,那个梅×兰带了几个人也过来了。我们一再告知她,当时写这借据只是个意向,但因借据上甲方人员不同意借款,大家而不欢而散,没有实际借款,且项目审批也因此未实施。当时所谓的这借据因疏忽落在了梅可汉处而没及时撕毁。”朱军平及蔡修成等人说,“我们这借据又不是写给你的,你又不在现场,字据上也未详细注明你梅×兰的真实信息,如身份证号、住址等,你所说的‘借据’要钱是不存在的。梅×兰等人在王×办公室吵,王×无奈,便说要不我们给点儿钱,把这‘借据’拿回来,卖个倒霉与教训吧,否则被她死搅蛮缠得没法正常工作了。但我们坚持事实,坚决不同意给付无实际履行交付的借款。”

之后几月间,梅×兰等人又反复多次跑到王×处办公室声称讨要“借款”,但不知王×出了什么情况,王×自己却与梅×兰私下“调解”,写具了一份所谓的12.5万元的“还款协议”。也许这就是引发梅×兰所谓“借据”被坐实而起诉追索的起因。

原告梅×兰在诉状中称,2013年10月26日,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及案外人王×、梅可汉等4人共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万元,约定月息2分,原告以现金方式交付了该笔借款,4人共同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后案外人王×向原告还款12.5万元,原告自愿为案外人梅可汉承担12.5万元,剩余25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经原告向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多次催讨,至今分文未付。故请求判如诉请。

诉讼中,原告还将二被告的妻子也一并列入为被告,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这种诉讼行为一看就荒唐离谱!”被告朱军平、蔡修成说,“‘借据’上的梅可汉和王×均为甲方人,首先是甲方一方不同意借款(包括本应在‘借据’上一并签字的甲方股东叶××到场后严正声明不同意甲乙双方共同借款而拒绝签字),你说这合意‘借据’条能生效吗?何况‘借据’上的所谓‘梅×兰’又不在现场,大家不认识她,出借人与借款人的真正合意体现在了哪里?梅可汉对此向谁借款也只是其单方面的臆度一说。如果要说这借款是属实的话,那么作为共同合意借款人的王×、梅可汉二人怎么又成了本案案外人了呢?另外,原告起诉称原告自愿为案外人梅可汉承担12.5万元,原告怎排除梅可汉万一冒用草拟‘借据’而个人借款使用的情形?原告又怎知4个人都平均借取到了这借款了呢(每人12.5万元)?然而,‘梅×兰’最终所谓的50万元借款交付凭据又在哪里呢?”

那么借款到底是否属实?梅×兰与梅可汉、王×之间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惊现:篡改庭审笔录歪判

2017年8月3日,该案在乐清市人民法院虹桥法庭开庭审理,赵晓峰担任审判员,张资担任书记员。

庭审中,原告梅×兰称梅可汉是其哥,平时梅可汉向她借钱理财,她梅×兰收取利息。又称梅可汉等4人写了那张借款50万元的借据后,第二天梅可汉即将借据给了她,原告将钱存哥哥(梅可汉)浦发银行理财。

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则举证称,原告梅×兰交付借款的方式与起诉状中所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了该笔借款,自相矛盾而完全不一致,而且梅×兰自始未提供涉案50万元真实的付款凭据和借款收据。另外,借款合意未成,加层审批合作项目也终止未予实施后,梅可汉即生病不起,如果像原告所称是其哥梅可汉从以往梅×兰借给他的理财资金中抽出50万元,借给了4个借款人,那么也没有具体由梅可汉等借款人向出借人梅×兰出具的借款收条,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个人与个人或私亲之间的借款行为。更严格地来说,如果是梅可汉从以前别人处借来的钱而再借给本案的“借款人”,那这出借人应是梅可汉而非本案原告梅×兰,但梅可汉至生病到死二年多也未曾提及和主张过所谓50万元借款的权利。梅可汉与梅×兰之间的借款性质与本案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主体间的问题。如果说只是朱军平、蔡修成二人要借款的话,那么常规的“借据”形式应该只有朱军平、蔡修成二人作为借款人予以出据并签名才是。梅×兰持此‘借据’在法庭上多次声称其向梅可汉(已是死者)催要过这50万元怎么样了,以及其哥委托某某某追讨的等等说词,其催要过的行为在哪里?梅可汉的授权委托又在哪里?均无法提供真凭实据实证。纵观全局,第二天就所谓拿到“借据”的“梅×兰”怎么近四年时间对此“借据”无动于衷?!个人私自间的理财账目往来能作此“借据”借款吗?还有,“借据”存在严重瑕疵问题,此“借据”首先由借款人的甲方仨股东间发生分歧而明确拒绝签字借款,致使借款合意与借款行为目的当即无效,甲方自己至今也不承认和未履行这一所谓的借款事实。关键人梅可汉自始更未主张过权利。“借据”上并没有注明是原告梅×兰的真实信息,如身份证号、住址等,本案所谓的原告梅×兰又不在合意借款现场,此“梅×兰”非彼“梅×兰”。

王×在法庭的书面证言中称,……叶××被叫来后看了一下写的借条,说借款和我们甲方无关,不同意由我们共同去借这个款,也不同意签字,并生气地走了。当时在场有梅可汉、蔡修成、朱军平、叶××,还有我。梅×兰本人根本不在场。之后也没听梅可汉说及已经借款的事情,只记得后来由梅可汉支付一笔6.75万元的图纸设计定金。梅可汉2016年初去世后,到了2017年3月,有个梅×兰打电话给我,说我们4人于2013年向她借款50万元的事情,要我们还款给她。我一开始没有印象,但她拿过来的借条一看,是梅可汉当时叫我起草借条的笔迹。我打电话叫叶××过来辨认,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

王×在证言中还道,我考虑到借条是我书写的,我也签了字,再加上梅×兰老是一大群人来我办公室说这个事,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尽管我也认为这笔钱没有交付,但为了降低风险,我最后与梅×兰调解了,给付了12.5万元。以上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陈述,本人愿承担责任。

据梅×兰与王ד调解”的《还款协议书》表示:甲方归还借款12.5万元,其他三人是否偿还、是否认可该笔借款与甲方无关。乙方梅×兰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追索。本协议所指的甲方是王×个人,不包括其他三人。

叶××的法庭证言除了陈述了起草“借据”及签字的经过外,也表示我到了后,看到梅可汉、王×、朱军平、蔡修成4人在场,梅可汉拿出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借款人处已签好梅可汉、王×、朱军平、蔡修成4个人名字。梅可汉叫我也在借条上借款人处签个字,我认为这个钱和我们甲方无关,我不同意由我们共同去借这个款,我也不同意签字。当时在场有梅可汉、王×、蔡修成、朱军平,还有我,未见梅×兰本人,也未见有现金交款。

王×、叶××在证言中均证明该笔借款未实际发生,更谈不上有事实依据证明已交付。

“而且王×与梅×兰之间‘调解’的《还款协议书》,仅代表王×个人自己,与我们其他人无涉。王×自己怎么给梅×兰钱,也与我们及本案无关。王×的证言证明其与梅×兰之间‘调解还款’,王是被逼的。”朱军平、蔡修成说。

2017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判定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应连带偿还原告梅×兰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二被告的妻子对二被告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及案外人王×、梅可汉共同向梅×兰借款50万元,有原告执有的借据为凭,且王×有向原告还款的行为,进一步证明本案借款已交付的事实。被告朱军平、蔡修成辩称出具借据属实,但4人均未收取借款,该辩解与通常交易习惯不符,并且被告朱军平、蔡修成有无分得借款,应属于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及案外人王×、梅可汉内部关系。故被告朱军平、蔡修成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的释理、判决很简单,径直就这么判了。针对一审判决中出现的原告梅×兰获取“借据”来源的不正当性,以及50万元借款交付事实不清、认定事实及逻辑严重错误等问题,朱军平夫妇及蔡修成夫妇提起上诉后,二审很快维持了原判。

二审中,梅×兰向法庭提供用于佐证交付了涉案50万元“借款”的依据,却又改称为是与梅可汉之间在农业银行打款的流水账单。然据该农业银行的流水账单反映,其与梅可汉之间发生的往来账目都是以前的,即是2011年11月——2013年1月的理财往来账目。也就是说在该“借据”草拟日前的9个月,原告与梅可汉之间根本就未曾发生过经济往来关系,且“借据”草拟日之后,俩梅之间也未再有过经济往来账目事实,由此可见这涉案50万元借款根本没有实际发生,诉讼完全是作戏虚构的。

但法院为什么就这么草草地判了呢?“原来,法院之所以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歪判,是因为一审法官伪造、篡改了庭审笔录。”朱军平、蔡修成事后想想都觉得很可怕,“我们是在申请再审要调卷复印卷宗时才发现的!”

控告:阴阳庭审笔录被确认

由于不服判决,朱军平、蔡修成等人逐向省高法提请再审。他们在整理申请材料时,对一审法院出具给他们的一审庭审笔录进行反复详细阅读,却越细读越胆战心惊——这份庭审笔录简直是漏洞百出,多处篡改他们的陈述,移花接木拼接痕迹非常明显,对他们有的表述掐头去尾,有关王×的《还款协议书》《证明》及叶××的《证明》等关键陈述被删除,有的被断章取义……

2017年12月25日,朱军平、蔡修成他们即向乐清市人民法院递呈控告,并要求查看庭审笔录原件和核对庭审监控录像,但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为此,朱军平、蔡修成向省市人大及监察部门控告。

“在上级部门及领导的监督下,我们等了漫长的日子,终于盼来了同意查看的喜讯。”朱军平、蔡修成说,“但结果仍让人大失所望。”

2018年1月 28日,朱军平、蔡修成他们来到了虹桥法庭资料室观看庭审监控录像。“观看完后,我们发现这段视频是下载并经过剪辑的,并非是庭审同步监控录像,还没有看到最后庭审笔录签字部分时便被中止了。我们要求观看最后签字这一部分监控录像内容以与庭审笔录核对,但仍遭到法官的拒绝。后来我们又极力反映,要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提取完整的原始庭审笔录和庭审监控录像,但一审法院至今未给我们出示完整的原始庭审笔录,而给我们刻录的监控录像光盘拿回来后又是放不出来的。”

对于原始的庭审笔录,经多次要求,2018年4月1日,一审法院纪检组的领导也向朱军平、蔡修成提供了一份。

“但将一审法院纪检组领导从该院调取的这份民事庭审笔录(简称笔录二)与一审法院向我俩提供的民事庭审笔录(简称笔录一)一对比,却可知这两份庭审笔录中对于关键事实的描述、陈述内容的先后顺序等均不一致,庭审笔录中我和蔡修成第二轮质证、辩论内容均被删除,导致案件审理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朱军平指着两份不同的庭审笔录说,“例如笔录一与笔录二第五页中被告一所叙述内容不同,笔录一中对于涉案借条形成原因予以忽略,造成对于该借条金额是否实际发生,以及如何印证等问题等关键事实审理不清;笔录一第八页第一行至第九页第八行与笔录二第九页倒数第三行至第十页第十三行中,关于审判员发问的顺序并不一致,导致被告陈述的事实被曲解;笔录一第十二页第五行至第八行写被告同意调解,但是在笔录二第十二页倒数第四行至倒数第一行中被告二并没有表示同意调解,两者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同时,当庭也并没有主持调解,也没有主持调解的记录……”

“另外,一审法院出具给我俩的民事庭审笔录即笔录一,该份庭审笔录中一方面出现原审原告梅×兰以及被告朱军平、蔡修成都在庭审笔录骑缝中按指纹印的情形,却另一方面在庭审笔录最后一页上又出现被告落款处‘被告拒签’的记录字样,这两份庭审笔录存在明显矛盾和严重问题。被告既然在该笔录的骑缝上具按了手印,当然也不会拒绝在该份庭审笔录上签字。这是其一。”朱军平、蔡修成接着说,“其二,该份庭审笔录中的手印相邻两页手印也存在移位,大小、长度上显示并不一致的情况,不能严丝合缝,显然并不是由同一手印按捺形成,存在中间抽页的可能。其三、该份笔录不符合一般庭审笔录的形式要求,该份笔录中显示原审原告在最后一页签字捺印并在骑缝中捺印,却没有在每一页中核对签字,明显不符合庭审笔录规范。其四、我们被告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当庭即在庭审笔录每一页上已经签字、按印,不存在如这一份庭审笔录一显示‘被告拒签’庭审笔录的行为,而该份真实的原始庭审笔录实际上已被隐匿或毁损。也就是说,一审法院现在出示给我们俩的庭审笔录及一审法院纪检组领导从本院中打印出示的庭审笔录,是两份均被篡改、伪造过的笔录,是不完全一致的庭审笔录,而原始的有完整签字并按指印的庭审笔录不翼而飞,不知踪影了。”

“连纪检组的领导经我们对比核实后,也认为庭审笔录被篡改了。竟然出现了同一审事却有两个(实际有三个)不同版本的阴阳民事庭审笔录!”朱军平、蔡修成说,“为了自证庭审笔录的真实性,竟还有人出主意单方面地只对庭审笔录上的捺印指纹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果称庭审笔录上的捺印指纹与我们二人的指纹完全一致(鉴定检材页面可见拱曲、局部页面字体行距不成直线形态)。而我方同样已交了鉴定费委托对庭审笔录进行的鉴定,结果不知何因被通知退了回来。对此一审法院指纹鉴定中存在的许多程序性、合法性等问题,我们也已提起了书面异议,并申请要求重新委托鉴定,和依法追究如此伪造、篡改庭审笔录的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再审:期待公正判决

2018年3月22日,浙江省高院已对该案组成合议庭,决定受理再审。

朱军平、蔡修成再审申请的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和二审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及王×、梅可汉亲笔在借据上签名确认‘借到梅×兰人民币50万元整’”不符事实。在借据上签名是出具借据的单方行为,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而本案中被申请人并没有交付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已交付了借款。一审判决便凭空想象确认“借到梅×兰人民50万元整”,明显不符事实与法律规定,是错误的。

二、一审和二审判决书中认为“被告朱军平、蔡修成及案外人王×、梅可汉共同向梅×兰借款50万元,有原告执有的借据为凭”,这种逻辑没有法律根据。出具借据是提出借款的行为,并不是取得借款的行为;本案中借据载明的金额巨大,根据通常的交易习惯均通过银行转账交付或者有银行取款凭证,仅凭借据不能认为借款已交付。更何况梅×兰在法庭上始终对交付方式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是现金交付的,一会儿说是从农行转账交付的,一会儿又改口称什么××银行。尤其在二审审理中,就梅×兰的50万元来源问题为焦点展开举证辩论时,而梅×兰当庭就50万元来源四易其口,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均没有和无法提供相对应的真实交付凭据的事实。

三、一审判决书中认为“王×向原告还款12.5万元”“王×有向原告还款的行为,进一步证明本案借款已交付的事实”;二审判决书认为“王×经催讨已部分履行还款义务”,这种推理不但不符事实,也违反法定程序。被申请人梅×兰和王×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过任何能证明12.5万元的款项已交付的凭据。

四、一审判决书中认为“朱军平、蔡修成辩称出具借据属实,但四人均未收取借款,该辩称与通常交易习惯不符”,这种认断更是错误。借款的通常交易习惯是借款方出具借据或借款合同交付给出借方,出借方将借款交付给借款方。而本案中只有借据,而无借款交付,这才是不符合通常借款的交易习惯。

五、一审经办人员擅自改换和更改庭审笔录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涉嫌徇私舞弊,依法应当追究。在一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明确不同意调解,可后来提供的庭审笔录上却写着同意调解;而且庭审后,我们均已在庭审笔录上签了字。可当再审申请人蔡修成前往法庭领取判决书时,一审办案人员却要再审申请人再签字,而遭再审申请人拒绝。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庭审笔录上就被人备注签上再审申请人“拒签”,完全是在歪曲事实。

六、一审和二审判决的举证责任分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个民事诉讼举证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借款有无交付,依法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可一、二审法院却将这个十分明显的举证分配给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举证证明“款项未交付的证据”,这完全是一种是非不分的逻辑。本来就没有,不存在的,被申请人虚构的事实,被申请人却不用举证证明,却要申请人去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这岂不是强人所难,颠倒黑白的作派,如此作法,如不追查纠正,社会哪有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借款已交付”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王×已履行部分还款义务”违背事实和法定程序,推理无逻辑,举证分配无序,导致判决不符事实和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庭审笔录”扑朔迷离迷雾重重,诉讼索债证据不实,审判涉嫌存在举证责任不公、认定事实不清与释法严重错误等问题。这一起看似标的不大的小案子,却经历如此复杂的交织,再审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结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媒体将予以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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